2010-11-19 17:07:51　来源：中国金融杂志　　

　　巴瑞·瑞德(BarryAlexander Kenneth Rider)被誉为国际反腐败、反金融欺诈方面的斗士和领军人物。自1976年起，瑞德教授就执教于剑桥大学并曾担任剑桥大学耶稣学院高级研究员和总教务长及博士生、硕士生辅导总监，目前是剑桥大学发展学科的荣誉级高级教授。瑞德教授曾担任很多重要学术职务，其中包括英国伦敦大学高等法学院院长一职。瑞德教授同时身兼外交官和国家公务员职务，曾长期担任英国国有高级法律研究所所长，并作为特别专家为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伊斯兰金融服务委员会、联合国和欧共体机构提供金融与法律援助。瑞德教授是英国上庭大律师、英国法律委员会荣誉高级委员。瑞德教授是剑桥国际反经济犯罪国际年会发起人及执行主席，出版了众多对金融与法律行业具有影响力的书籍并且是多个国际影响力期刊的主编。瑞德教授曾是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不同司法管辖区的司法调查官和执业律师，目前担任国际法律公司Bryan Cave的法律顾问。

　　记者：感谢您接受《中国金融》杂志的专访。作为国际上著名的反金融犯罪专家，首先请您谈谈当前国际上金融犯罪的基本态势和主要表现？

　　瑞德教授：其实“金融犯罪”这个提法并不确切。我认为，比较恰当的提法是“出于经济动机的犯罪”。如果我们仔细观察众多犯罪活动的动机，其中大多是为了牟取经济收益。因此，非法交易犯罪实际上就变成了经济犯罪。犯罪集团的伎俩本质上也是经济性质的，往往看起来与普通企业没什么两样。我这里的分析，必然会包括通常所谓的金融犯罪——比如洗钱和腐败，这类行为的作用是庇护那些本质上从事违法犯罪(甚至也可能是合法经营)的企业。总之，许多犯罪活动就是投机钻营。如果牟利手段与当局的法律法规相抵触，那么它们就构成了犯罪。这种情况在转型经济国家当中特别常见。

　　另外，犯罪组织通常并不局限于从事某一类犯罪活动，它们唯利是图，只要有赚钱机会就什么都干。因此，无论公共部门还是私人部门，都需要认真做好风险评估，制定相应规章制度和法律，切实抵御和化解来自犯罪组织的各种威胁。总体而言，我们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好。

　　记者：我们知道，您对中国打击经济金融领域的犯罪活动非常关心和支持，曾在这方面为中国政府提供过大量咨询意见，还多次协助我国最高司法当局办理跨国追赃案件。您对中国打击经济金融犯罪的成效有何评价？

　　瑞德教授：诈骗与金融犯罪不是新的风险 ，早在夏商时代的历史记录中，中国法典和案例就开始关注我们今天所谓的经济犯罪。中国所拥有的对付经济犯罪和贪污的法律制度也许要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的经验都要多得多， 2000多年前，中国就已经有打击贪污犯罪的法律。

　　现在中国的经济实行对外开放，并且拥有了自由的金融市场，许多年来第一次遇到了内部交易、市场操控和金融诈骗等问题。正如刚才我所说的，无论是犯罪组织还是个人，在机会面前都不会无动于衷。随着中国经济开放搞活，进行欺诈和相关活动的机会越来越多，特别是在私人部门和商业领域。在利益面前，人性的贪婪有多种不同的表现，有些人必然会铤而走险，比如滥用职权、假公济私、贪污腐败等。人之本性亘古不变，只不过不同的政治环境给同样的行为贴上不同的标签罢了。

　　中国在开放门户以前，几乎没有打击国际经济犯罪的经验。只是后来遇到大量由海外投资所引起的各类国际犯罪(包括洗钱犯罪)后，才逐步意识到国际经济犯罪的危害性。中国政府在很多场合都强调要高度重视和严厉打击各类经济犯罪活动，尤其是那些有组织的犯罪活动。中国在对抗经济犯罪这场“战争”中，特别是在打击贪污腐败的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过，中国的政府高层也意识到，中国打击经济犯罪活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任重而道远。

　　记者：近年来，国际社会不断加大反洗钱和打击恐怖融资的力度，中国也积极加入相关国际组织，您对当前国际社会的反洗钱成效有何评价？

　　瑞德教授：法律赋予银行从业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职责是预防和报告可疑的洗钱行为，与此同时，也把打击严重犯罪的责任落在了金融社团和它们的顾问肩上，所有在金融领域工作的金融人士都肩负着不可推卸的重任。

　　总体而言，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在打击犯罪财产(包括犯罪收益和恐怖融资)方面的努力都不是特别成功。除美国之外，实际没收的犯罪金额几乎微不足道。在英国，打击犯罪财产的成效甚至被专家们称为“小得可怜”。但另一方面，反洗钱机制对普通商业活动造成的影响却非常大。这不仅仅是遵纪守法所付出的成本，而且也包括施加在银行、金融中介机构和从业人员身上的法规风险。从逻辑上看，我们理应把目标集中在犯罪分子所掌控的财产上面，防止他们将这些财产重新投向其他违法犯罪活动，但实际上，司法机关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尽如人意。目前，西方许多人都认为，如果单纯就所没收的犯罪财产的数额而言，各国在反洗钱方面付出的种种努力可谓得不偿失。然而，西方国家以及各种国际组织都采用这类办法来处理经济制裁和腐败问题。不仅如此，它们还要求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其他国家也必须沿用这套办法。

　　这套连贩毒集团都奈何不得的法律目前已经被用于对付恐怖组织，但迄今为止，因怀疑与恐怖活动相关而被收缴的资金数额却少得可怜。难怪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都大惑不解，为何美国和某些欧洲国家(包括英国)要如此急于推行这套连在它们自己的司法管辖内都难以奏效的法律。不少人指出，全盘执行这些法律必将阻碍经济适度发展，并且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造成巨大的负担。反洗钱的真正价值在于它收集的金融情报，这些情报可以用于锁定犯罪分子，特别是有助于税收部门开展工作。如今，西方国家的许多司法机构不再利用这些法律去起诉犯罪分子和剥夺其非法收入，而是用于瓦解犯罪企业。

　　据我了解，为了履行国际义务，中国正在积极采用这些由国际组织制定并被美国所极力倡导的法律和准则。然而，我们必须要追问：既然这些措施的效果和适用性在诸如英国和意大利这些西方国家都遭到严重质疑，中国还要去采用它们，这样做是否明智呢？迄今为止，如果以中国传统的司法来考量，上述措施的效果极为有限，而它们给中国的商业活动所增加的成本却显而易见。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未能理解现金交易在中国文化和商业活动中的重要性。结果，在执行反洗钱法时，西方国家(比如英国)通常把华人社会作为首当其冲的目标，中国在英国的几个大公司就曾经遭到调查和勒令关闭，此举引发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甚至一些有名的商人也被逮捕。

　　因此，中国的确需要认真考虑自己的国情，不能对西方国家或相关国际组织言听计从，盲目引进那些效果可能适得其反的法律。在某些国家行之有效的法律，并不一定适用于其他国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在实施这些法律的过程中所聘用的专业人士也存在素质低下的问题。例如，一些被中国重要机构聘用为顾问的西方警官不仅级别较低，而且缺乏金融或商业经验。对此，中国有关部门需要认真考虑。总之，严厉打击犯罪财产的政策必须坚定不移，但我们应当多追问这些政策的实际效果和对商业活动的冲击，更不用说它们对人权的侵犯了。

　　也许有朝一日我们可以探索出一条全新的反洗钱路径——不再花力气去跟踪财富转移的轨迹，而是仅仅关注那些难以

解释的显富行为，比如，某个高官的生活方式远远超出了其薪水所能维持的水平。当然，这样做在某些国家容易引起强烈的政治反响，甚至造成事与愿违的社会后果。

　　记者：洗钱犯罪形式复杂、涉及面广，监管当局应当如何更加有效地预防和打击这类犯罪活动？

　　瑞德教授：作为一名司法官员和法律工作者，经验告诉我，目前连侦破和控制经济犯罪都没有什么一劳永逸的办法，更不用说预防这类犯罪了。反倒是存在一种现实的危险，那就是反应过度和滥施法规。例如，在考察反洗钱系统的有效性时，我们必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其工作成果(如收集情报或对犯罪资金进行实际罚没)是否符合成本最小化原则。但凡遇到问题，政府部门经常是头痛医头或者屈从于国际压力，而未能慎重考虑出台新法规的影响，特别是这些法规给商业活动增加的负担以及由此造成的法规风险转移。

　　洗钱活动就是把那些犯罪的获利“洗涤”成为合法收入，这是一项严重的犯罪。洗钱通常伴随着财产转移。现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财产转移，我们需要真正了解财产的转移方式，特别是那些跨境转移。但实际上，我们对某些财产转移方式知之甚少，比如地下钱庄和其他非正规银行系统。收集和交换情报至关重要，这就要求相关各方能够及时沟通，相互之间充分信任。但要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各国之间在政治、经济以及文化方面总是存在种种隔阂——即便英美这样关系亲密的国家也同样如此。尽管目前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和互不信任，中国仍然应当继续加强与国外相关部门的合作。

　　记者：我们注意到，您的著作《国际金融犯罪预防与控制》中文版最近已由中国金融出版社出版。请您谈谈在中国出版此书的初衷。

　　瑞德教授：我之所以决定在中国出版这本关于控制国际金融犯罪的著作，是因为我发现中国当前不仅面临来自内部的金融犯罪威胁，而且来自外部的金融犯罪威胁也与日俱增。作为一名执业律师和调查人员，我发现中国的企业和个人几乎每天都遭到外国骗子的欺诈。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一些中国人过于崇洋媚外，在他们尚未真正弄明白之前便急于全盘接受外国人及其行事方式。同时，我还发现，由于缺乏文化谅解和解释，许多诚实的中国商人在别国被指控犯下各种罪行，甚至包括一些严重罪行。随着中国加快开放步伐，这类事件日益增多。对此，中国政府的有关部门应当给予足够的重视，并运用相应的专业知识加以处理。面对国际犯罪威胁，私人部门尤其缺乏准备，最容易受到损害。我希望《国际金融犯罪预防与控制》在中国出版能够帮助那些专门替客户打理财产的从业人员——无论是银行家还是商人——更好地保护他们的客户，保护自己的岗位职责，保护中国经济。